[15]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师伏堂丛书光绪乙未刊本。

……孔子曰：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我认为唯有明白这种意识的内容，我们才能在要求改革社会结构时，克服这种阻碍改革的力量。

尧舜是有道的例子，桀纣是无道的例子。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师儒有着维持道统的责任，不能投机。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山高未上。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

最初是从政统里分离出来，成为不能主动顾问政事的卫道者。由出身的可疑，进而找到神话性的来源。张祥龙先生也在2001年出版《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继而在2008年又出版《中华古学与现象学》，等等。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第一代新儒家的理论成果受到重视，身居港台和海外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等第二和第三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对大陆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开始有历届哲学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学成毕业。在改革开放以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受到重视，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些与中国哲学有较密切关系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罗素等，他们论述中国哲学的一些史料文献也引起学界的兴趣，并有较深入的研究。国学研究可以弥补中国哲学研究在本学科领域的局限性，而国学的普及性也为中国哲学研究增加了活力和社会责任感。

如王树人先生在1997年出版《传统智慧再发现》，继而在2005年出版《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在1949年之前，几位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既有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也有哲学理论创新的著作，如冯友兰先生既有《中国哲学史》，也有《贞元六书》。

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种影响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从他者的镜像来反观自身的借鉴比较，一方面反映了中西哲学的相通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哲学研究逐渐加深了对自身特点的认识。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而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在对中国哲学的断代史研究、学派研究、代表人物研究和问题分支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通史研究也有多部新著问世，这些新著各有自己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宏观整体上的新境界和在学科教材建设上的新成就。

张先生对哲学的类称与特例的说法，也就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国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研究一样，在现代学科体制中应属于跨学科研究。因此，在国学热中必然会出现儒学热经学热。四、中国哲学研究与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经学热 改革开放以后，在80年代兴起文化热，90年代以后又有国学热儒学热经学热等。

从梁启超和国粹派较早使用国学概念看，他们一方面肯定国学的价值，另一方面主张东西方两大文明结婚，以产生一个新的宁馨儿，所以国学并不是完全保守的概念。如果否认了哲学的普遍性，那也就没有了哲学这个类称，甚至哲学这个译名也难以成立。

此书研究了《周易》之经、传的起源、传承和历代易学哲学的发展，充分展示了易学哲学在中国历代哲学发展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在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经学热中，都内在地包含着中西文化、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问题。

在接着讲方面，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在近年来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阶段。如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概念范畴与意象思维的研究，后者显然更加贴近于中国文化的象形文字、卦象数术、诗意表达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特点。就像中国古代的子学、史学和文学等是在经学的统率之下一样，汉代以后的中国哲学史也是在经学的统率之下发展的，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中把汉代以后的哲学史称为经学时代，并非虚说。但这又回到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对哲学一词的两种不同看法问题：如果你把西方的某一种哲学视为唯一的哲学范型，那么中国当然就没有哲学。研究经学史起初是要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后来则又有要批判和继承经学的文化遗产。这两种反思本来并不矛盾，但在与社会现实相联系的实际操作中则大致形成了对传统文化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种不同观点。

汉代以后，由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使经学占据了中国文化的统率地位。一些学者把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与以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结合起来，使对儒、道两家哲学的思想内容和发展脉络的研究都产生了新的成果，若谓之重写哲学史似也不为太过。

姜广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既是经学史的研究，又注重对历代经学思想的研究，实是将经学研究与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结合起来的又一种形态。对国学概念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认为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有些不伦不类，二是认为国学是文化保守的观念。

国学的性质不仅是学术性的，而且是学术普及性的，于是在一些高校中成立了国学院等研究机构，在民间社会也出现了书院、会讲、读经班等教学形式，适应了社会大众对国学知识和养德修身的需求。中国哲学研究与国学研究的结合已是一个明显的趋势，而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的研究者中会有不同的侧重。

对儒家哲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点，儒学热毫无疑问也为儒家哲学的研究增加了热度，提高了层次。对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中国哲学研究是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套中国哲学之方圆，也就是针对以西释中或所谓汉话胡说的问题。金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突出了如何写出中国哲学特色的问题，所谓中国哲学的史就是有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所谓在中国的哲学史就是把西方哲学视为普遍哲学，所写的是这个普遍哲学在中国的史。中国哲学研究的进展是与这几种热密切相关的，而且它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此后，冯契先生写成了哲学理论的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使他名副其实地不仅是哲学史家而且是哲学家。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本来就深受西方哲学研究的影响。

在这方面相继发表和出版了多篇重要论文和多部重要著作，如汤一介先生在1981年发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张岱年先生在1989年出版《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立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在1989年以后相继出版《道》《理》《气》《心》《知》等。受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的影响，学界也重视对中国哲学固有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研究逐渐突破了两个对子以及对历史上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进行阶级分析的教条。今年又值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中外哲学的交流互鉴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继之又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以及清华简、北大简等的整理出版，更使对出土简帛的研究持续成为热点。二、 突破两个对子，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特色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苏联日丹诺夫对哲学史定义的影响，所谓两个对子，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一个最具权威性和普遍性的教条。哲学译名出自日本启蒙学者西周，他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在各高校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中，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占了较大的成分。

而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如何认识概念范畴与意象思维乃至直觉体证的互补，也将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如前所述，哲学是对philosophy的翻译，西周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

将中国哲学研究与经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的一个典范，是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四册）。以下从五个方面对中国哲学研究40年作一简要的述评。

自哲学译名传入后，中国学人就开始了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有识者如王国维指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哲学辨惑》)，而此后对中国固有哲学的研究也一直是在与西方哲学的参照比较中进行的。如重新评价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庞朴先生在1978年发表《孔子思想再评价》，1980年又发表《中庸平议》，李泽厚先生在1980年也发表《孔子再评价》，等等。